须知，这个修法过程恰恰是律师尤其是死磕派律师可以大显身手，光明正大地死磕的时候。
作为律师，既然要全力保护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可能被错误控告和不当定罪的人，就应该利用所能运用的各种手段，也包括媒体。但不可否认，律师的媒体宣传如同一柄双刃剑，也有其负面的效应，对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公正都有可能造成损害。
虽说全美媒体都对俄市爆炸案作了大幅度的报道，但法官认为案发地媒体的报道更直接地牵涉到受害者，因此易地也许可以避免陪审员以个人的感情代替法律。在陪审团审的国家，挑选陪审员，尤其是否决那些事先受过媒体影响的陪审员，是个耗资费力巨大的程序，结果常常使得被告人不得不在另一个辖区受审。根据社会学的理论，媒体的宣传和推波助澜会形成一个多数意见，从而使得法官潜意识地接受或受其影响，进而司法独立就难以维护。对当事人本人来说，只要律师和媒体的言论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媒体报道可能给辩护带来诸多潜在的好处。1996年，美国对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的嫌疑犯蒂莫西?麦克维和特里?尼可斯的审判就从俄克拉荷马市转移到丹佛市。
作为权力的符号，法律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不应该通过粗暴手段，比如游街示众得以彰显，而应该借助宣传、大众传媒来驱散疑虑，从而树立权威。在善意的合作中，律师和他的媒体同伴无疑能共同为司法公正保驾护航。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由政党取而代之成为执政者，但因为民主习惯的养成和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日之功，加之最初产生的政党并没有民主法治社会的实践训练，不会按照法治社会的原则活动，仍然以人治社会的习惯对待法律。
而把党放在国之上，显然是不合适的，是有悖于整体大于部分之理和主权在民的原则的。这就产生了以党治国和党在法上的政治体制。那么，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解决法律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要改变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要把二者统一起来，融党的领导于法律权威之中。其二，是组织上的间接领导。
所谓使用法律的方式就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的途径来领导，而且只有以这一方式来领导，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更大地树立起党的权威。（2）通过在立法机构的党团的工作，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控制立法过程和结果，使制定出的法律更多地表达其政治诉求。
执政党之所以会成为执政者，就是因为其社会和政治信念，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策，对全国人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其组织与广大群众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其成为执政者之后能忠于职守，忠实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因而能在更大程度上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通过对其在国家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间接地领导国家机关的工作和所在地区、单位的群众。因为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法律所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所以，任何个人或组织在它面前都不应妄自尊大。不过要指出的是，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社团，因而必须与国家机构有所区别，使党政分开，不能让党组织直接行使国家机构的职能，不能使党员直接变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严存生，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一体制显然仍是一种变态的人治。那么，实现了从党在法上到党在法下转变，是否意味着否认执政党的权威和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政党是一种政治性社团，是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其功能就在于及时地吸收、提炼和准确地表达所代表的群体的政治诉求，使之在国家的法律里有所反映，并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
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就必须逐渐调整党与国家、法的关系，使政党的活动民主化和法律化，纳入法律的轨道，实现从党在法上到党在法下转变。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换一届领导就有一套新安排，新人，新策划。
这是因为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国家的政治活动是离不开政党的参与和领导的。我国法制建设这些来取得了许多成就，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可人们普遍感觉现在仍然是人治状态。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它意味着，这一转变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只是要求改变党领导的方式，使执政党用法律的方式来领导。一个单位虽然有一套制度，但实际的决策是第一把手（书记）说了算，他可以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改变以往的决策。理由是：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国家机关人员的行为，并不遵循法律，而是有另外的规则，甚至是潜规则。这意味着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政治上的直接领导对此，快播事件中似乎也已得到验证。
至于网络资源的下载者，一般来说，我们不宜认为他们具有对网络资源的内容和权利属性进行审查的义务。因此，他们不必然也不可能对全部的网络资源进行审查。
但是，以在快播服务器中查处的盗版视频和色情视频来推定相应范围内的主观过错，也并无不妥。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对网络资源的下载者不宜采取客观归责原则，而应采取主观归责原则。
所谓自认，就是行为人承认自己的主观过错。换句话说，如果网络服务商没有收到侵权通知则视为没有主观过错，如果网络服务商收到侵权通知后而未采取相应的删除措施，则对其应认定为存在主观过错。
这种观点认为，行政处罚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但是只要行为人有违法事实存在，行政机关即可推定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适当其时，近日又传出快播拒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消息。这是否意味着快播的心里对于行政处罚十分不服？快播能否逃过诛身的厄运呢？ 诛身：客观归责原则 如果说行政处罚只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而不考虑主观过错，可谓之诛身。片面效率罔顾公正，确非法治之举。
在这种情形下，执法者不需要对其主观过错进行证明。诛心：主观归责原则 然而，站在行为人的角度，以客观归责却是难以接受的。
实践中，有些案件中还可能存在以间接证据来证明主观过错的情形。如果执法者要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则必须对其主观过错进行证明。
为此，法律规定以网络服务商收到通知为主观归责的条件。如何诛心：立法规定与执法证明 主观过错如何证明呢？实际上，我国立法规范与执法实践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在避风港原则中，如果网络服务商收到侵权的通知后，及时删除即不承担责任，但若不删除则要承担侵权责任。在笔者发表《技术与法律的决斗——评快播原罪事件》一文之后，有相关人士透露，执法部门对快播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考虑主观过错存在疑问。比如说，避风港原则就是通过从立法上规定行为人的法律义务，从而拟制出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标准。在审查义务范围之内可以适用客观归责原则，在审查义务范围之外则应适用主观归责原则。
就网络资源的发布者而言，由于他们当然地知道网络资源的内容及权利属性，因此当其发布违法的网络资源时，应当采取客观归责原则。或者说，行为人恰恰最关心执法公正，而对执法效率漠不关心。
这种观点在学术上可以称之为客观归责原则。然而，如果以此推定快播对近年来全部的盗版视频、色情视频均存在在主观过错，则有滥用推定之嫌，且与网络资源索引服务者的有限审查义务不相一致。
在行政法领域，即使不可能像刑法禁止客观归责，但也不应任意适用客观归责。不管主观过错的证明是难或易，在刑法领域诛身不诛心的客观归罪是严格禁止的。